全球最大對沖基金之一橋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創始人、億萬富翁投資者瑞·達利歐(Ray Dalio)再次對美國財政前景發出嚴厲警告。他認為，美國不斷膨脹的債務正在逼近一個危險拐點，如果財政路徑不能及時調整，最終可能引發類似“經濟心臟病”的債務危機。

達利歐指出，美國債務總額已經首次突破40萬億美元，而今年財政赤字預計接近2萬億美元。與此同時，美國政府還面臨龐大的債務償付需求。在他看來，美債回購、債券收益率上升、美元走弱以及部分海外投資者減持美國國債等信號共同顯示，美國財政體系面臨的壓力正在增加。

“我確信，政府的財政狀況正處於一個拐點，”達利歐表示，如果現在不解決問題，債務最終將累積到無法在不付出巨大代價的情況下進行管理的程度。

更引人關注的是，他給出了一個大致時間窗口。

達利歐認為，如果美國繼續沿著目前的財政軌跡發展，這場類似“經濟心臟病”的衝擊可能在未來3年左右出現，上下浮動約2年，而重大政治變化、戰爭以及政策調整都可能令這一時間提前或推遲。

美國財政赤字仍接近GDP的6%

美國財政失衡已經成為華爾街越來越難以忽視的問題。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計，2026年美國財政赤字約為1.9萬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約6%。

達利歐認為，要讓美國財政重新走向可持續軌道，赤字占GDP比例需要降至約3%。但實現這一目標不能依賴單一手段，而需要同時削減支出、增加政府收入，並降低融資成本。

他的核心觀點是，這三項調整必須同步進行。如果過度依賴任何一種方式，例如大幅削減財政支出、大幅提高稅收，或者迫使美聯儲人為壓低利率，都可能對經濟造成過於劇烈的衝擊。

達利歐尤其警告，不應依靠美聯儲“非自然地”壓低利率來解決財政問題，因為這可能帶來新的貨幣和金融風險。

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對此持相對樂觀的看法。他此前表示，美國財政赤字可能已經見頂，並認為美國可以依靠經濟增長逐步消化40萬億美元債務。

美聯儲此前也表示，美國金融體系整體仍然“穩健且具有韌性”。

不過，長期財政數字仍然令人警惕。政府預測顯示，如果當前趨勢延續，美國聯邦債務未來10年可能升至64萬億美元，而且債務增長速度快於經濟本身。美國政府問責局(GAO)警告，這可能最終推高住房、汽車等領域的借貸成本，並同時加大生活成本壓力。

債務危機為什麼可能演變成“經濟心臟病”？

達利歐將潛在債務危機形容為“經濟心臟病”，其核心邏輯在於：當越來越多財政收入必須用於償還舊債和支付利息時，政府能夠用於經濟增長、基礎設施、社會專案以及危機應對的資金就會減少。

如果投資者開始要求更高收益率才願意購買美國國債，財政部的融資成本又會進一步上升，從而形成“債務增加—利息增加—繼續借債”的迴圈。

這一壓力最終也可能傳導至普通消費者。

長期國債收益率上升通常會影響房貸、汽車貸款以及企業融資成本，而政府如果需要通過提高稅收來支付越來越高的利息，也可能出現“稅收增加、公共服務卻沒有相應增加”的情況。

這正是達利歐認為當前財政問題不能繼續拖延的主要原因。

達利歐：債券應低配，黃金配置可達10%-15%

對於如何應對潛在的美國債務風險，達利歐仍然強調資產分散。

他建議投資者進行更加充分的跨資產配置，同時降低對債券的權重，並持有“一點比特幣”；對於黃金，他此前給出的配置比例約為投資組合的10%至15%。

在達利歐看來，黃金最大的價值並不只是短期價格上漲，而在於它與傳統股票、債券和法定貨幣體系之間的相關性不同。

他此前表示，從戰略資產配置角度考慮，投資組合中大約15%配置黃金是有合理性的，因為在傳統投資組合中的其他資產下跌時，黃金往往能夠表現較好。

黃金沒有企業盈利風險，也並不依賴某個單一國家的信用，而且其供應無法像法定貨幣一樣被政府迅速擴大，因此在通脹、地緣政治以及金融系統不確定性上升時，往往受到更多避險資金關注。

比特幣也進入達利歐的對沖框架

除了黃金，達利歐近年也開始將比特幣視為值得少量配置的另類資產。

其邏輯與黃金有一定相似之處：當投資者擔心政府債務快速擴張、貨幣購買力下降以及傳統法定貨幣體系面臨壓力時，一部分資金可能從傳統政府信用資產轉向供應相對有限的資產。

這種交易有時被稱為“貨幣貶值交易”(debasement trade)。

不過，相比黃金，比特幣價格波動明顯更大，因此達利歐對其態度仍然偏向“小比例配置”，而不是作為投資組合的核心資產。

整體來看，達利歐此次警告的核心並不是預測某一天美國會突然爆發債務危機，而是強調財政軌跡已經進入越來越危險的區域。

隨著美國債務突破40萬億美元、財政赤字仍接近GDP的6%，長期融資成本上升，政府未來可以用於刺激經濟和應對危機的政策空間可能進一步受到壓縮。

在達利歐看來，如果美國不能儘快把財政赤字壓縮至更可持續的水準，未來某個時點，債務融資可能開始擠壓正常經濟活動，屆時問題就可能從“財政風險”演變為真正的系統性衝擊。